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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遗莞邑人文典故,东莞那些鲜为人知的名人佳话(下)
发表时间:2021年03月22日 来源:东莞文明网 字体:摆][][] [关闭]

  千年莞邑,人杰地灵,东莞历史底蕴深厚,民风淳朴,可谓镶嵌在南粤大地的一粒明珠, “岭南文明发祥地、中国近代史开篇地、华南抗日根据地、改革开放先行地”的形容恰如其分。

  如今,东莞又增添了一项全新荣誉——“中国新一线城市”。的确,东莞有文物可考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千多年前,悠久的璀璨历史、光荣的革命传统、辈出的历代名人,以及遍布的古遗址、古建筑、非遗项目等,都是东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直观载体。

  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,也是一座城市底蕴和品质的重要标志。2021年是东莞建设“品质文化之都”的攻坚之年,深入挖掘东莞历史底蕴,对整合东莞历史文化资源、夯实东莞历史文化底蕴、提升市民文化自信,都有着重要意义。上期“东莞那些鲜为人知的名人佳话”专题,对名着《牡丹亭》男主角柳梦梅原型祁衍曾、早于林则徐上书禁烟的清代名臣黎攀镠、最早进行“白毛女”剧本创作的革命家罗立斌、再现革命恢弘历史的油画《南昌起义》作者黎冰鸿等东莞历史名人进行呈现,本期让我们继续回望历史,感受更多莞邑人文典故——

  张松鹤

 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作者之一

  或许“张松鹤”这个名字在当下稍显陌生,但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《抗日游击战》、毛主席纪念堂汉白玉雕像《毛泽东坐像》、多个版本的《毛主席像章》浮雕、军事博物馆《新四军战士像》等众多经典作品,大家想必均有所了解——是的,无产阶级革命家张松鹤,就是从东莞走出的艺术大家,他前半生拿枪打仗、救亡图存,后半生坚定创作、成就杰出,一生忠于中国共产党和祖国,备受敬仰。

  (张松鹤与毛主席像章图像 东莞市档案馆资料图)

  张松鹤(1912-2005),东莞清溪人。1936年,刚从广州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不久的他,被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蹄踏碎投身艺术和教书育人的梦想,当年6月投笔从戎,继而随部队北上淞沪,先后亲历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。1938年6月,张松鹤加入中国共产党,继续转战南北,亲历敌后潜伏、东江游击战和解放战争等。直到1948年,他因病转业华北大学、担任叁部研究员及班主任,正式重归艺术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以毕生精力投入到革命英雄人物的“红色艺术”创作中,是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。协助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,是张松鹤“红色艺术”生涯中的重要成就。其间,他雕塑并完成《抗日游击战》浮雕,更是其最经典、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。

  1952年夏天,张松鹤接到通知,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,并成立了由八名国内顶尖雕塑家组成的专家组,共同设计、雕塑,刘开渠为组长,张松鹤为副组长。

  为了更好完成作品,让作品更具代表性,创作前期阶段,刘开渠、张松鹤等人不仅请来历史学者范文澜讲解近代史,还深入一线实践观察,先后前往山西大同、平遥,重庆大足,甘肃麦积山等地考察研究、体验生活,收集工农兵形象,以求雕塑达到形象性与思想性的完美结合。后续创作期间,张松鹤更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搭起一个帐篷,几乎一天24小时的工作生活都在那里。通过不断尝试,将自己转战南北十余载的戎马生涯所见所闻,尤其是敌后游击期间的亲历和感悟,与历史专家的讲解、一线考察所得结合融会。

  (1957年,雕塑专家讨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,左一为张松鹤 东莞市档案馆资料图)

  雕塑之余,张松鹤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,他以诗人的敏感和豪情塑造人物形象,着重表达人物内心的精神气质。因此在设计《抗日游击战》浮雕时,他十分注重艺术性,希望将写实与写意完美结合,画稿特别注重抗日游击战争的场景和氛围营造,在雕塑中加入青松、高粱等形象,突出青纱帐等具有象征性意象。

  然而,该画稿一开始并不被看好,一些审核专家认为绘画性太强、主体人物不突出,建议修改。但张松鹤坚持思路,并尽力解释说服,最终成就了《抗日游击战》这一作品的经典传承。数十年来,张松鹤这件融入深厚革命情怀的作品,始终在国人的脑海中映照。

  张荫麟

  梁启超眼中的少年“天才”

  张荫麟(1905-1942),东莞石龙人,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。1923年,其17岁时考入清华学堂,以史才、史学、史识出众知名,与钱钟书、吴晗、夏鼐并称“文学院四才子”。在清华求学7年,张荫麟发表40多篇论文,批评了梁启超、顾颉刚、胡适等一批国学大师。尤其是刚入学时,他便在《学衡》杂志发表《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》一文,对梁启超的观点予以批驳,其思维缜密、论证到位,方法独特,让梁无从反击,清华师生也大为震动——当梁启超得知作者只是个18岁的广东少年后,慨叹其为“天才”,点名要认识这位小老乡。叁年后,当梁启超终于如愿时,一句家乡话“你有做学者的资格呀”脱口而出。

  (张荫麟在史学领域留下不俗成就 资料图)

  张荫麟批评顾颉刚之事,也颇为学界称道、影响巨大。当时中国学术界疑古之说风行,但论证时往往主观武断,顾颉刚也不能免俗。张荫麟对此不满,“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等人的历史认识理论,一针见血、条分缕析地指出顾的根本错误是在误用‘默证’法考据历史”。对此,顾颉刚竟不能从方法论上予以回应。当时的学者,尤其“古史辨”派人物,也无一能于方法论上与之讨论。因此,张岱年(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)评论此事时曾说,“各批评史学方法文章以张荫麟发表为最早,所论也最为精到,价值极高”。

  此外,国学大师陈寅恪也称张荫麟为“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之第一人”“庚子赔款之成绩,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”。应陈寅恪所言,张荫麟此后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成归来后,先后在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浙江大学任教,其文史哲造诣皆高,一生着述170多篇、100多万字,尤以史学成就最着,其《中国史纲》堪称史学名着,不仅广大青年学生趋之若鹜,熊十力、王芸生、张其昀等学者也高度认可。历史学家许冠叁称张荫麟为“近八十年来罕见的史学奇才”,认为他比绝大多数新汉学家更长于考据,比芸芸浮嚣的史观派更精于哲学思维,也比所有讲求新史学的人更重视艺术描绘。历史学家钱穆则给予更多期待:“张君天才英发,年力方富,又博通中西文史哲诸科,学既博洽,而复关怀时事,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。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,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”。

  可惜,《中国史纲》只写至汉朝,最初也是一本16万字的中小学教科书——1935年,张荫麟受当时教育部委托,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,《中国史纲》由此而来。因当时日本侵略,国家危急,他编写前就确立宗旨:“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,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助之知。”为此在编着时,强调“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”,即以说故事的方式写历史,并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节以相当透彻的叙述,内容上兼顾社会的变迁,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等,以此,从历史变化的深层内在关系上,将看似分散孤立的史事有机融合,形成上下脉络连贯一气,从而凸显出通史“通”的本质特征。

  张荫麟编撰该书的步骤,是先拟定从殷商到民国数十专题的纲目,再组织专家共同编写。但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,整体计划落空,只能独自完成。时局不安,张荫麟的写作时断时续,且每写一篇文章“总是几晚不睡觉,只为文章一气呵成”,并最终积习成病。

  (张荫麟著《中国史纲》封面 资料图)

  1942年10月24日凌晨3点,张荫麟病逝,年仅37岁。他的离世引起学界极大震动,陈寅恪、朱自清、熊十力、贺麟、钱穆、王芸生、张其昀、吴晗、钱钟书等纷纷以诗文祭悼张荫麟。《中国史纲》这本其历尽艰辛的沥血之作,因为创新体裁,被中国史学界誉为“开通俗性通史之新河”。

  陈烟桥

  木刻先驱亦是鲁迅得意弟子

  (陈烟桥被认为是“第一代中国版画事业的拓荒者” 中国美术馆图)

  陈烟桥(1912-1970),生于东莞县观澜镇牛湖村(今属深圳),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、着名版画家、美术理论家。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那场意义非凡的木刻新兴运动中,陈烟桥是当之无愧的“主力干将”与“业界先驱”。

  说起陈烟桥,必然绕不开中国木刻新兴运动的倡导者、发起者和奠基者鲁迅。他不遗余力地扶持木刻青年,鼓励他们深入劳苦大众中创作,以木刻作为革命战斗的武器。陈烟桥正是鲁迅的得意弟子,也是鲁迅可靠的助手,深受鲁迅教诲和影响的第一代中国版画事业拓荒者。

  1930年10月初,鲁迅在上海举办“西洋木刻展览会”,20岁的陈烟桥慕名而至,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。活动上鲁迅为其做导览,最后还赠送给陈烟桥一本《铁流之图》。回校后,陈烟桥整理了鲁迅的讲解,并响应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,开始创作木刻,毕业后加入中国美术家左翼联盟,积极关注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。尤其从1933年4月起,陈烟桥与鲁迅保持了长达3年多的书信往来20多次,函件达53份。信中鲁迅从木刻的技法、构图到创作思想等方面,都给予了陈烟桥具体而中肯的指导。

  1934年,《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》分别在巴黎和莫斯科展出,展出鲁迅与宋庆龄择定的55幅(含陈烟桥作品4幅)作品,得到广泛好评,影响颇大。此后,中国左翼美术家的木刻作品多次在苏联、日本、波兰等多个国家展出,并使中国木刻工作者与国际的联系逐渐频繁,让世界通过木刻作品了解当时中国真实情况——这是鲁迅致力开拓的结果, 也离不开陈烟桥等早期木刻先驱的助力。

  (陈烟桥版画作品《春之风景》 中国美术馆图)

  同年,鲁迅多次与陈烟桥书信沟通,一起负责刻印木刻选集《木刻纪程》的出版事宜。该作品是鲁迅为推动中国木刻新兴运动发展,而自费出版的唯一的由中国木刻青年创作的木刻集, 首辑选编收录了陈烟桥等八位作者的共24幅黑白木刻。该书出版后,鲁迅寄了一本给苏联美术批评家aPultEtinger,对方回信点名提到了陈烟桥《窗》《风景》《负伤的头》等作品,认为其“是颗木刻的好种子”。其实按鲁迅计划,《木刻纪程》还要继续选编出版,但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木刻运动进行迫害镇压,陈烟桥被迫离沪,加之鲁迅日益病重,《木刻纪程》成为绝唱。

  1936年10月,陈烟桥与赖少其等青年版画家,重回上海举办第二回全国木刻巡回展览会。展览最后一天,鲁迅到现场与陈烟桥等木刻青年见面,足足畅聊叁个多小时。11天后,鲁迅逝世。那次相聚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,着名摄影家沙飞现场拍摄的一组鲁迅生前最后的照片《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》,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作品。

  鲁迅逝世后,陈烟桥撰写悼文《鲁迅先生与版画》,点明鲁迅是“中国新兴木刻之父”,并表示“要继承他的遗志”。此后,他踏着鲁迅的足迹在木刻艺术与革命战斗中奔走,创作了不少与鲁迅相关的木刻,撰写了大量纪念、研究鲁迅的论着,成为研究鲁迅和中国新兴木刻的重要资料。其整理出版的《鲁迅与木刻》更是中国第一本全面阐述鲁迅木刻理论的着作,被译成俄文后,引起国际美术界广泛关注。

  蒋定桂

  “伍角”纸币上的东莞女工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叁套人民币,1962年发行,2000年退出流通市场,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票券,为我国首次完全独立设计、印制,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特殊意义。

  在这套人民币众多的“兄弟姐妹”中,“伍角”券的故事颇为精彩——该票券图案正中的纺织女工来自东莞虎门,名叫“蒋定桂”,其父亲是出生于东莞虎门南栅村的着名爱国抗日将领、淞沪抗战时驻守上海地区的十九路军总指挥、担任过新中国首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蒋光鼐。

  “伍角”券比它的“兄弟姐妹”足足“晚生”10年——1959年1月23日,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首次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更换新版人民币的请示,后经周恩来总理批示设计新方案。当年6月6日,新的设计修改稿上报后,“伍角”券因周总理审批设时提出“伍角券中是否用一个轻工业的”意见而没有定稿外,其他的基本都批准并陆续印刷发行。

  (广州市荔湾区蒋光鼐纪念小学师生制作的关于蒋定桂事迹的卡册,蒋定蜀、蒋定桂收藏并签名)

  1972年7月26日,重新设计的“伍角”券稿样被国务院批准并随后投入印刷,这是第叁套人民币中唯一由周总理亲自提议并批示的票券——正面为一幅纺纱厂细纱车间图,上有叁名女工,正中间的女工正推着落纱车落纱,充满青春朝气。这个占据中间位置的纺织女工便是蒋定桂。图案中,蒋定桂等女工形象,充分体现了毛泽东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论断,更凸显了新中国妇女的新形象和她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。

  2017年,蒋定蜀、蒋定桂(左)姐妹在父亲蒋光鼐的雕像前合影 广州市荔湾区蒋光鼐纪念小学图

  蒋定桂生于1947年,是蒋光鼐的小女儿。1967年6月8日,蒋光鼐因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。其夫人除了领取500元抚恤金外,此后便没有了经济来源。当时蒋定桂的兄弟姐妹都在外地,只有刚刚高中毕业的她留京,并面临着上山下乡的选择。担心自己走后疾病缠身的母亲或将陷入危险境地,蒋定桂在1969年9月某天,偷偷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,简述家庭情况和自己的两难境地,希望能被安排到纺织厂工作,以便留在北京照顾母亲。当年12月中旬,蒋定桂心愿成真。

  1971年某天,蒋定桂所在的车间来了几位摄影师,四处观察拍摄。当她如常工作准备落纱时,一位摄影师过来进行了拍摄。据蒋定桂回忆,过程很简单,没有闪光灯,也没有被要求摆姿势,“纯粹是自然拍摄,就咔嚓、咔嚓、咔嚓了几下”——直到1972年,“伍角”券发行,她才恍然大悟,自己成为了其中主角。

  (来源:东莞日报记者 沈汉炎)

责任编辑:梁 玉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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